栾东
2013年11月 博客
安纳海姆，暴雪嘉年华2013刚刚结束，我和S君、P君、B君三位在一家红龙虾吃过晚饭，S开一辆吉普爱国者送我们回酒店，P副驾，我和B坐后排。
那家红龙虾在园林市（Garden Grove）海港大道（Harbor Blvd）12892号，我和B入住的酒店是在阿纳海姆会展中心旁边。先送P君，他的住处我不记得，应该是在橙市（Orange）。
车子开到22号公路14A出口附近，当地时间2013年11月9日晚10点多，我们的车速大约100公里/小时（65mph）。当时我正在用手机看新闻，后来知道是前面的一辆白色箱型车突然急停，S踩了刹车，但已太迟，我们义无反顾地撞了上去。
撞击前已知道要坏事，因为S说了一句卧槽或哎呀之类的提示语，我感觉到短暂的刹车，接下来就是剧烈的冲击。
我们都系了安全带，我在撞击后是短暂耳鸣，说不出话，呼吸困难，口水和鼻涕横流，胸口非常难受，可能半分钟之后才开始感受到疼痛。
我们不自主的呻吟，开始几秒无人说话，接下来相互询问有无重伤，都说还活着，但喘气困难。因为呼吸吃力，并且安全气囊的气味难闻，S和我降下了前后的左侧车窗，车窗升降器还可以正常工作。这时我也注意到车内的损伤，比如前排座椅中间的储物箱盖不知飞哪去了，观后镜损坏，前挡玻璃裂开，司机和副驾的两个气囊弹出并已泄气，发动机舱冒着烟，后来知道引擎已经撞毁。
前排的S和P因活动不便还不确定腿部状况，后排我和B都是膝盖及小腿皮肉擦伤。冷静片刻，我注意到自己的眼镜和手机都不见了。首先想到的是：我的iPhone哪去了，要是摔坏了我一时可买不起新的，而且不少数据还没备份。我解开安全带，忍着疼痛四处寻找但找不到。
他们三人的手机都还在，B的眼镜不见了。
稍稍安定，S打电话报警，但不太肯定位置，P一直没怎么说话大概在静坐回血，B抱怨胸口痛，怀疑断了肋骨，但我觉得骨头应该没事，否则应该更痛——我又把手伸进自己衣服，每根骨头摸了一遍。
一辆车停在我们右侧，一个美国青年下车跑过来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，我们请他代为报警说明地点并联系医护人员。他马上打了电话。稍后和他同车的女人也下车，摆手示意后车减速，两人询问我们的状态，并一直等在车外，直到救援队赶到。
这两位国际友人大概没多考虑自己的安全，大半夜在高速公路上直接停车，下来帮助陌生人。很感激他们。事后也想，换我是他们，在国内月黑风高的城际公路上遇见别人追尾，敢不敢停车帮忙？
S打电话把事情告知了在美国的朋友L老师，L老师安慰我们不要惊慌，不要自己下车，先跟救援队去医院，随后他去接我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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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援队到达现场的速度快得远超出我预计，一名队员来问诊并要求我们上担架时，我还以为他只是路过这里恰好碰到我们，我说刚刚打了电话正在等救援队，他说：我们就是救援队啊！
这时我们已经基本能确定都是轻伤无大碍，我在座位后边的行李舱内找到了我的眼镜，手机仍失踪。几位救援队员分别快速询问我们的情况，如能否正常呼吸、是否系了安全带、哪里痛等等，并让我们尽可能保持不动，做了少量触诊。
救援队员问S是否能把车熄火，但钥匙转不动。
B胸口痛得厉害，他先被固定好，抬上担架，一位队员帮他拿包。
我问救援队员我们是否应该留在这里等警察来，我觉得我不需要去医院。救援队员解释说，警察会去医院找我们，他们现在手上的设备有限，不能确定我们的身体损伤情况，所以请务必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。
之前听说美国急诊是可以不付费的——当然事后证明我太天真了——我觉得去检查一下也好，至少开些止痛药，因为我第二天上午还要去机场，坐大约12个小时的AA183经济舱回国。
于是答应去医院，被安装了颈托和头部固定器，抬上担架，我的背包被放在自己腿上。
下车时发生了两件好事：我在车门位置发现了B的眼镜，S在他的脚边发现了我的手机。我的手机还能运作，我大喜，在担架上举起来自拍了一张相片，救援队员说：先生，我们需要你尽可能保持不动。
我和B离开现场时，S和P还在车内。于是依依惜别，说一会儿检查完电话联系。
救援队员提到前面那辆车好像也有人受伤，但他不确定情况，我说可以优先照顾他们，因为我能确定自己没啥大问题，他说已经有队员去照顾他们了。
加州11月的深夜，像北京的深秋，之前车窗一直开着，我很快被冻得发抖，同时后悔吃饭时喝了大量冰可乐，这时躺在担架上更冷。我想跟他们说我很冷，讨个毯子，又怕被认为缺乏一个病人应有的勇者气概就没说。
担架上下救护车时有电动升降装置，没感受到任何颠簸。
在救护车上，救援队员又替我做了些检查，捏遍全身问哪里痛，测量血压和心率，重复问我是否系了安全带——这个问题，直到最后离开医院，前前后后被问了不下20遍。
他问我姓名时，我说你可以叫我Jacob，因为中文名不好发音。他听了大笑，后来被证明确实不会读我的姓氏，他又笑了一路，是努力保持礼貌又很爽朗的笑，但我觉得他的笑点好低……
取护照登记ID时，他小心翼翼把我的背包举到我眼前，让我指点到哪一层拿，并且保证一定会亲自把护照交还到我手上。
救护车开得非常稳，不知道车速，我很快被送到位于橙市的加州大学尔湾医疗中心（UC Irvine Health）。后来知道B也在这里，S和P被送到了另一家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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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车后我被迅速推进急诊室，送我来的救援队员把自己在车上做的记录交给这里的医生，把我的护照放在一个透明袋子里并让我看着放回我的包里才离开。
大概有三四个医生或者护士在我周围忙，记得有两个中年白人女医生，一个年轻亚裔女医生和一个中年白人男医生。
几个人把我从担架车上抬到一个病床上，脱掉我的外套，又全身捏了一遍问哪里痛及疼痛程度，为我连上一些监测装置，在右手手腕和左手臂弯插管，右手的开始输液。后来知道两边插入静脉的都是软管而非金属针头，记得上次在国内输液还是用金属针头。
医生一边检查一边问我各种问题，包括姓名、年龄、住址（美国的和中国的）、紧急联系人、有无药物过敏、最近是否有手术、最近有没有在吃什么药物等等，我据实以答，紧急联系人我提供的是女友的联系方式，女医生说：哇，女朋友！
接下来继续脱内衣，医生说要剪开我的T恤，我说不行，医生一愣，大概没料到有人会拒绝。我说这个是我女友手工做的，剪坏她会不开心。男医生似乎为难，女医生说没关系，我们帮你脱掉吧。于是两个医生七手八脚拔掉我身上的管子和监测连线，帮我脱下T恤，和所有衣物一起装进一个绿色的袋子里，又把各种管子和线接上。
终于被脱光，下身简单覆盖，非常冷，继续发抖。
一个老年医生推来一台移动X光机，在我背后塞进一块板子，我仍躺着，他开始操作拍片。老人短发横眉，眼睛小而有神，看上去非常像电影里的反派人物。
被短发的亚裔年轻女医生抽血若干试管。
然后是侧过身体检查颈椎和脊椎，同时一个医生问我对某某、某某、某某药物是否过敏。我当然听不懂是什么，就明确说我听不懂，但她不满意，又把药名说了一遍，我当然还是听不懂，我说我的英语水平无法识别这些专业术语，她似乎不能接受，一定要解释这些药物。我只好说，好的，我明白了，我对这些药物不过敏。医生于是满意地记录并离开。
我想的是，这种程度的事故，总不至于被什么激进的疗法治死，所以无所谓了。
以上检查做完后，护士为我盖上一个热毯子，感觉好了很多。
至于腿上的开放性伤口，我本已做好被酒精棉球折磨的准备，但直到出院，医生们也完全没做任何处理，没有消毒，没有缠绷带。第二天，因为伤口和裤子摩擦很难受，我自己在机场便利店买了一盒邦迪创可贴贴上了。
接下来一个之前没出现过的可能是印度裔的女医生进来，说要缴费。我问多少钱，她说现在还不确定最终情况，所以先收500美元。
一台PS4加若干首发游戏就这么交待了。
虽然听说可以赖账，但我当时没好意思问不交钱会怎样，还是拿信用卡支付了。这500美元最后没有多退也没有少补。
总要有人为这些医疗付费，我不是美国公民，这几天除了吃饭和香烟的消费税之外也没有为加州政府纳过税，所以掏钱也不冤吧。
我让护士帮忙把我的手机取来，打电话给女友和朋友报平安，尝试联系S、P、B，但电话都打不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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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被推到一个病房，其实是通间，床位之间隔了帘子。
这时是接近0点，医生说让我先休息，可能明天出院。我说那样恐怕来不及，明天上午我要赶飞机，行李还在阿纳海姆的酒店里。医生说，那就观察四五个小时吧，同时等待检查结果，还有其他检查要做。
离开时，医生把一个塑料杯子放在我床边，要我方便时提供尿样。
临床的一个女人一直在哀叫，护士隔几分钟就去安慰，后来似乎是家人来探望，好了一些。附近病床上还有一个身上被清理出大量碎玻璃、鼻青脸肿的男人，哼哼唧唧，无人关怀。
每次来医院看到处于各类痛苦中的病人，对人在一生之中要遭多少罪都有新的认识。当时想，活着是很累，但死得太痛苦也不好。
两个年轻人，一男一女，看样子像学生，手持iPad来到我床边，请我参与一个调查。大概10个题目，包括年龄、学历、能否识别含有酒精的饮料、今天有没有喝酒、平时有没有喝酒、喝多少等等。我答完，问男生能否帮我把床头部分调高一些让我靠着枕头坐起来，他紧张地说不确定医生会不会让他这样做，遂作罢。
又过了几分钟，警察才出现，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圆脸中年白人，眼神略疲惫，稀疏的胡子，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。他并没有像美剧中演出的那样先出示警徽，而是拿着一个小本子，直接开始问问题。
他问我是否有驾照，我说有但不是我开车，他说知道我没开车，要驾照只是为了确认身份。我说我是中国来的访客，来参加一个游戏展会，护照和签证在背包里。他问包在哪，我说这要问医生。他又问了我年龄、姓名、坐在什么位置、驾驶员姓名。之后说，这里的医生护士水平很高，让我放心休息，只要身体无碍就可以自由离开。后来知道警察也没有检查我的护照，因为我的背包一直被放在病床下。
我想撒尿，已经憋了很久，但床头居然没发现呼叫护士的按钮。
我艰难的起床，很冷，光着身子，打着哆嗦，这时感觉浑身都疼。我琢磨着如何自己拔掉连在身上的各种东西并实现去厕所的愿望，看到路过的护士，立刻叫来帮忙。
在护士的辅助下，我穿上一种很薄的病号服，护士一边扣背部的扣子一边说：这样他们就不会看到你的身体。
然后去卫生间。非常后悔拒绝了护士的帮助。没有拖鞋，袜子也不知道在哪，只能光脚走，地板很凉，但走廊和卫生间的地面卫生都相当好，没有垃圾没有纸屑甚至看不到灰尘。撒尿时，身上还残留着这3样东西：两个插管在右手和左臂，一个心率监测装置粘在左手中指上并引出一截导线。
为医生提供了尿样。这是我有生以来，迄今为止，提供得最为狼狈的一份尿样。洗手间空间充裕，温度也比外面高，除了刚才撒尿体验不愉快，待着还挺适意，不想回病床，但感觉有点发烧，又头晕。
打开门，已有医生在门口等着，用轮椅推着我去做MRI。虽然已经是半夜，路上见到的医生和护士都没有任何困意，在像白天一样在工作和讨论事情，没有任何一个医护人员看起来无所事事或看报纸玩手机。
在进入MRI舱体之前要注射可能叫做造影剂或染色剂的东西，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医生解释半天，一定要我明白，没听懂几个单词，我又装作理解了。检查过程中身体发热。随后抽血，又在抽血处补充注射了大概等体积的药液给我，估计是生理盐水。
检查完医生为我盖上热毯子，用轮椅推着我回到床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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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急诊室后，手机就一直没信号，我躺在床上百无聊赖，看见护士就问知不知道和我同车的朋友在哪里，开始她们都说不清楚，随后一个护士过来，确认我可以下床活动，带我到B的床位旁边，其实就在十几米以外。
B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差点认不出来，还戴着颈托，无骨折，正在输液。互相调侃几句，我又回到病床。因为我经常下床，拔掉心率监测装置，那机器动不动就报警，护士干脆把它关了。我躺了一会儿，感觉是头晕、轻微恶心、胸口痛，浑身乏力。
用手机加入医院WiFi，联系到S。这时候已是10日凌晨2点左右。S正在另一家医院，和P一起，已做完检查，也都是外伤。L老师已赶到那边，让我提供地址，一会儿过来接我们。
我问医生检查结果如何，什么时候能出院。她说，我没有大问题，但出院要ED Doctor核准才可以，预计两小时内。我问，ED Doctor？护士笑笑走了。后来看诊断说明上的医师签字，ED Doctor可能是指Emergency Department Physician。
又躺了一会儿，L老师带着S和P过来了，他俩看到我的样子先拍照存档。互相问候，无大事，警察也没有为难S，但车险只覆盖车损，未包括车上乘客。他们去看望B。
随后一个护士来，又捏了一遍全身，问哪里痛，还问今年是哪一年，几月几号，你是因为什么来这里的，但没问我现在总统是谁。一一作答后，她说我可以出院了。
在若干单据上签字。留给我的单子包括：费用和可能出现的保险免赔说明、付费收据、诊断书、未来几天身体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说明、休养建议、进一步寻医建议。
护士为我拔掉插在身上的管子，不戴手套，折叠纱布止血时也一样。她特别提到，未来几天不要服用阿斯匹灵，因为那样会加重瘀肿或局部出血——如果有出血的话。
我笨拙地穿回衣服，处理妥当后，到大厅和S、P、L老师一起待了大概半小时，各种感慨。3点左右，B也出院。
很感谢L老师半夜出来等到凌晨3点，送我们分别回酒店。
感觉一直在掉HP，到酒店房间已经很虚弱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胸口很疼，轻轻咳嗽就会有剧烈疼痛，完全无法侧卧。到阳台抽了根烟，又冻得半死，睡觉。
医生说钝伤后第二天一早起来通常会感觉很糟糕，之后会逐渐恢复。的确10日早上起来感觉非常难受，仍然发烧，下床花了21分钟15秒，一度怀疑自己不可能到达机场了，后来在同事的热心帮助下，克服困难，成功回到祖国。
被我们追尾的前车的情况一直不知道，一般说来被追尾的乘客颈椎受伤风险比较高，希望他们都平安。
我自己的车是一辆奥拓，按照欧盟NCAP正面碰撞的测试数据，若我的车放在这次追尾事件里，我们四人可能当时就拿到美国永久居留权了。身价和生命价格大概是一回事吧。
感悟：1 尽量保持车距；2 没啥急事慢点开车。
